惊闻先生去世的消息，我正在一所小学听课，顿时，大脑一片空白：周围的声音仿佛被屏蔽了起来，眼前的画面也模糊不清了，这些年先生影响我的点点滴滴渐渐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
认识先生，是在大学时代。那时我去图书馆借书，偶然看到《二十世纪数学史话》。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，由一个个有趣的数学小故事构成：没有高深的理论，也没有抽象的公式；读起来朗朗上口，趣味盎然。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：这简直就是文学中的白描，美术中的写意。数学家竟然有如此好的文采！我一下子心向往之了。据先生介绍，这本书引起陈省身先生的极大关注与高度评价。
《二十世纪数学史话》
我因此对数学史产生了兴趣，斗胆给先生写了一封信，请他推荐数学史、数学教育方面的书。让我喜出望外的是，先生不久就给我回信了。除了推荐一些书目外，先生还鼓励我好好读一些书，静下心来，不急躁、不浮躁，这样才会有所长进。后来才明白先生的良苦用心：年轻人精力旺盛、血气方刚，但要切忌浮躁，以免走了弯路，虚掷了时光。这是先生经年人生阅历、丰富研究经验的总结。我当时缺少累积，了无察觉。这封信几次搬家，已经丢失了。
与这封信一同丢失的，也包括我对数学史、数学教育研究的热情与兴趣。我也因年轻气盛，徘徊在人生的路口，蹉跎了不少岁月。
2003年7月，我有幸到西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，师从数学教育家宋乃庆教授。先生是西南大学的博导，因此成为了先生的学生，聆听到先生的教诲。
记得编写《数学教育概论》时，先生安排我撰写“数学英才教育”一节。我对此专题少有接触，有畏难情绪。先生鼓励我一番，然后约我到他的房间，谈了他的想法与观点，又回答了我的一些疑问。先生出口成章，侃侃而谈，条分缕析，鞭辟入里，来龙去脉，一气呵成。我只恨自己没有录音设备，如果有，将先生的谈话录下来，整理一下，就是一篇好的文章。我不敢怠慢，回到宿舍，基于先生的谈话，尽快整理成文稿，然后，查阅、补充了一些文献资料，比较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。请先生署名，他笑笑说，我只是动动嘴，文章是你写的，你有著作权。
2014年3月，先生来西南大学，主持编写“数学教育系列教材”。先生，江师母，宋乃庆教授等与博士生合影
2008年，先生主编“中国数学教育丛书”，将我的博士论文《程序性知识教与学研究》列入其中。我知道自己的研究还有不少问题，也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；我更清楚，这是先生对我的肯定与激励。2015年，先生与我等开始着手《小学数学教材中的大道理》的撰写工作，当然，该书的思想、框架与主要内容大都来自先生。每次讨论，先生总是特别喜欢倾听一线教师的声音与意见，挂在嘴边的话是“任老师，你怎样看这个问题”，“张老师，我这个想法在小学课堂中行得通吗？”在得到一线教师的肯定后，脸上露出孩童般的笑容。当听到不同的意见时，先生总是说，你们来自一线，最有发言权；我出不了门，在家中，只是想想而已；对于这个问题，还是要经历实践的检验，我也要再好好思考一下。该书出版时，先生与出版社一再协商，把所有为该书做过贡献的人写到封面；还一再说，这是对大家工作的肯定，是应该的。我明白，这是先生对年轻人的关心与帮助，也是对年轻人的鼓励与培养。我现在也特别关注年轻人的培养，尤其激励研究生的进步；每次去小学课堂听课，都带着欣赏的眼光，鼓励的语气。我知道，这是先生用行动示范给我的。
2016年8月 先生与《小学数学教材中的大道理》作者合影
2004年9月份，我到四海资讯全讯新2访学，清晰记得张师母带我跑遍华东师大、联系宿舍的身影；始终难忘向先生请教的每一个问题、与先生交流的每一个细节、听先生教诲的每一个日夜。当时，先生正在思考“中国学习者悖论” ，总结中国数学教育的特色，我们的话题自然由此展开。中国强调“书读百遍，其义自见”、“会背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做诗也会吟”，而国外强调“理解第一，先理解再记忆，不理解不记忆”。是这样的吗？先生问道：有理数乘法，你会算吗？我当然回答“会”。先生又问到：“负负为何得正？”我一时回答不上来。我们讨论了一个晚上，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让中学生明白的方法。先生说，理论上讲，可以在有理数域中证明这个法则，但是，这是后话，是数学形式化的结果。数学形式化后，就变成冰冷的美丽了。数学蓬勃发展的时候，不是这样的。数学教育就要还原数学知识创生时数学家火热的思考，展现这个思考的过程。先生说，数学中这样的知识还多着呢，比如“除以一个数为什么等于乘这个数的倒数”？你可以明天去调查一下大学生，给他们十分钟左右的时间，看看能否说明？我第二天去调查，果真，大部分大学生都会算，但是大都说不清算理。先生又问：小学生学习分数除法的时候，有多少小朋友能够说明算理？教师是用什么方法帮助学生明白算理？他们有没有“高招”？你要到课堂中看看。
正是在先生的一个个追问下，正是在与先生的一次次碰撞中，我渐渐理清了思路，也慢慢明白了方向。也是在先生的指导下，知道了如何把思考引向深入。也是在与先生的交流中，感受到先生对中国数学教育的拳拳之心：他多么希望能够拿出有中国特色的数学教育理论与经验，在世界舞台上与国际同行对话与交流，回答“中国学习者悖论”。先生从那时起，一直致力于回答这个问题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。我也因此知道，数学教育中，还有如此多的美丽贝壳等我们去捡拾，还有如许多的疑难问题待我们去回答。我因此坚定了研究的实证范式：问题从实践中来，数据从现实中来，结论从数据中来。现在，我特别注重实证研究，为了数据的真实性，几近苛刻、偏执。我知道，这是先生用智慧启迪我的。
也是在上海期间，我问先生，你是怎样认识杨振宁教授的？有人说，你与杨教授是亲家，果真吗？先生说：哪有这样的事情。我女婿是杨先生的博士，加之杨先生曾看过我的《二十世纪数学史话》，因此结识了他。先生告知，当时他正在研究数学史，对杨武之（杨振宁的父亲，我国著名数学家）先生十分感兴趣，有些问题需要杨教授来回答，于是与杨教授建立了联系，于是有了后来的“三访纽约大学石溪分校”，有了《杨振宁文集》的出版。《陈省身传》更是说来话长。本来南开大学安排专人来写陈省身传记，种种原因，这项任务由先生最终完成。陈省身教授说：我一生平平淡淡，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故事，也没有津津乐道的花边新闻，没想到张先生写得这么长，写得这么好。正因为与杨振宁教授、陈省身教授一块做了点事情，先生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先生还告知，他之所以能够与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（ICMI）结缘，一是李秉彝教授的推荐，二是实实在在地做了点事情，比如，把国际数学教育的成果推介到我国，把我国数学教育好的做法介绍给国外。先生常常告诫：与人打交道，拉拉家常，说说好话，是可以的；但是这样不能深入，要有深入的交往，还是要共同做点事情。先生主持召开了多年的“数学教育高级研讨班”，没有什么名头，也没有什么封号，也仅仅是做点事情。先生这十几年来殚精竭虑、念念不忘地打造“中国数学教育的特色”，没有什么名誉，也不图什么利益，也仅仅是做点事情。我现在已知天命，也在努力做好一点点事情。我知道：这是先生用实践教诲我的。
2008年，我准备变换工作单位。先生一方面希望我来到南方，一方面又担心我这个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环境，一再提醒，要想清楚来干什么，要准备吃点苦、做点事。来到杭州后，也遇到一些波折，也时常感到力不从心。先生叮嘱道：不要急，慢慢来，我五十多岁才开始数学教育研究，只要坚持下来，就能够做点事情。今年中秋节，我去拜见先生，先生的状况让我心痛：思路依然是清晰的，思维依然是活跃的，但是没有了红光满面，也没有了侃侃而谈。我们很快就聊到《小学数学教材中的大道理》。他说：我已经没有精力来做这件事情了，你要牵头，把这件事做下去，把这本书做好。另外，不要局限于这本书，把眼界放得开一些，你们能否成立一个小学数学教材研究中心，好好地研究一下我们的小学数学教材，为数学教育做点事情。先生身体状况如此，说话已经力不从心了，还想着数学教育。我强忍情感，走出院门，泪流满面。
先生走了，放下了他魂牵梦绕的数学教育事业，留下了他探索中国数学教育道路的深深足迹。先生，休息一下吧。
2013年6月，先生八十大寿 先生与我
